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 《易经》 《雷峰塔》 有没有什么联系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易经》则专注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以**沦陷,女主人公离开**返回上海收尾。这两部英文小说加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的人生,媒体称为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大团圆”。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译成中文的《雷峰塔》和《易经》总共约60万字,评论界和读者看到的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张爱玲。说熟悉,是因为《雷峰塔》的故事和多处细节曾经在散文集《私语》和《对照记》里出现过,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里也有过片断描写；陌生,则是苍凉犀利的张爱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文循规蹈矩、不无刻板的张爱玲。《小团圆》的失望之后,评论界对《雷峰塔》和《易经》的评价持续走低:“用英文说**民间故事格格不入,一向擅长说故事的高明手法竟全不见了。”“她只是用另一种语言述说同一个故事,没有太多新意。”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受**大学出版社之邀为英文版的《雷峰塔》和《易经》写前言,他认为这两部小说是“很尴尬的英文作品”,但同时也肯定了这两部作品出版的积极意义:“每一次张爱玲的出土的确是要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而且间接地改变了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王德威还从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张爱玲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价值。在《雷峰塔下的张爱玲》一文中,王德威写道:“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alife!》的故事。”正因为张爱玲反复重述生命中最隐秘的创伤,并束之高阁,才有了今天已经死去的张爱玲始终以在世作家般的面貌出现。她的遗作接二连三出土,王德威把这个现象归功于宋以朗,称之为“**之间的合作”。《张爱玲私语录》出版之后,《张爱玲书信全集》也将于近期出版。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还将推出怎样的张爱玲“新作”,也许比张爱玲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期待和猜想。说不完的张爱玲还要继续说下去。**师宋以朗的文化鬼话南方周末:张爱玲已经不在世了,但她依然不断有新作问世。你以前说过,张爱玲最好的作品在194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现在看到这两部作品,要修正这种说法吗?王德威:她的作品层层出现,让我们理解到更丰富、更有人间烟火味道的张爱玲。她居然也写出了不很理想的作品。她后来很多作品不愿意发表,无论因为品质或个人生命情景的考量,你突然了解到,作家自己的这种踌躇和犹疑。也可能还有自知之明,知道作品不如过去好,这些都纳入我们的考量。后面作品不好,不必非要说得好得不得了。文学史本来就没有定论,尤其文学史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学史?这是一个吊诡的词。张爱玲特别有趣,仿佛我们的祖师奶奶在哪一个地方操作,真的是把整个的时间顺序都弄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以为她不见了；她死了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回来。所以魂兮归来,我用鬼魂的意象,真是有所为而为的。每一次张爱玲的出土真是很可怕,的确要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而且间接地改变了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师”是宋以朗,他不断地作法,像灵媒一样,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资讯,每天晚上在一个神秘的小房间里,一盏孤灯,不断地挖掘、拼贴很多断简残篇,最后归拢拼凑起来,是**之间很惊人的合作过程。宋以朗在这个位置上,参与着文学神话的创作,他在招魂,或者用更确切的话来讲,是文化鬼话的创作。张爱玲的这种魅力,让我们眼界为之一宽。文学史上我们太习惯给每个作家定论,历史上我们也太习惯给人物“三七开”、“四六开”,大到盖棺论定。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例子,盖棺而不论定,还原了文学史本身最不可测,虚拟、虚构、鬼魂的那一面。南方周末:不同意见也说,张爱玲不断被拿出来并非是最好的作品,违背了张爱玲的本意,是出版商的逐利。王德威:这一点我同意。但这是文学史风险的一部分。很多人已经讲过,卡夫卡过世之前,希望他的作品全部不要发表。但是后来发表了,出现了一位作家,真的是身后才有大名的。张爱玲这个**再一次说明问题的症结,就是所有权的问题,放在文学史和出版史的观点来讲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台大外文系的学者张小红写信严厉批评了宋以朗以及皇冠出版社。既然已经有白纸黑字,不管是哪个时期的白纸黑字,张爱玲已经表明意愿。出版是对张爱玲最大的不敬,所以最大的**是拒绝看《小团圆》。我们的意志都很不坚定的,《小团圆》出版,马上飞奔去买一本来看。拉锯战里牵扯到什么是作者、什么是版权的问题,延伸到后现代的观点———作者已死,或者从来就没有作者,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这一系列的评论者会讲的。既然如此,张爱玲有没有身后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出版义务,就不在话下了。回到出版机制的操作,当然是大家很熟悉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可以好好地思考,不见得只是一个闲话,或者谁是谁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