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发展阶段

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哲学的影响最大。正始名士形成于魏明帝太和时期，被称之为“四聪八达”，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诸葛诞、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聪八达”分子纷纷掌权，史称“正始名士”，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之后又有王弼、钟会等少年思想家总结并升华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学的理论基础。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作为竹林名士，主要活动时期应在司马氏当政时期，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上的**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元康元年，太后贾南风掌权，而后出现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时代。元康年间，随着西晋开国元勋自然生命的结束，西晋前期的礼法派已不复存在，礼法派的子弟开始了玄学化过程，与玄学家族的后代融为一体，于西晋元康时期走上了历史舞台，史称“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为两代，一为中年稳健派，以王衍、乐广、裴楷为代表；一为“元康放达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谢鲲等“八达”为代表。 在北朝，河西地区、以邺为中心的河北地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玄学思潮连绵不断且以广泛的影响发展。
北朝学者多玄礼兼修，说经时,常引用《老子》及其河上公注,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看出 儒道一致思想。除了《老子》一书以外,亦摄取纬书思想。如河西凉州地区，汜腾、索袭、宋纤、郭璃、祈嘉等学者开始时仍如其先辈多治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阴阳律历之学等汉学。如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使余篇，多有启发”；(《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索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览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晋书》卷95艺术《索统传》)。郭瘩《晋书》卷九十五《艺术·郭磨传》说他“少明式《易》仕郡主薄。张天赐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凝使磨筮之……”。均治阴阳术数。
而宋纤，《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宋纤传》称他“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他讲经纬，也是汉学。郭踽，《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郭璃传》载他：“……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祈嘉，《晋书》卷九十四《隐逸·祈嘉传》称他：“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二人也均治经纬章句之学。
而且这些学者多以玄礼兼修立身，如郭踽，《晋书》其传称他“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荷卒，踽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重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而汜腾曾“举孝廉”，索袭也被“举孝廉、贤良方正”。
当时名士们都钟情于道家。索袭，《晋书》其传称他“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故索袭死后被谥为玄居；宋纤，《晋书》其传说他“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酒泉南山”，被谥为玄虚；而郭璃“……隐于i艋松谷，凿石而居，服柏实以轻身”，郭璃似乎还行道术。更有道家隐士风范的是汜腾，《晋书》其传称：“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叹日：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能抛弃富贵名利以保身。他们死后被谥为玄居、玄虚这些带有道家色彩的名号，他们的思想也应有道家玄学倾向，即使从现存有限的材料，也可从中看出某些痕迹，如宋纤在力拒张祚征他为太子太傅时，上疏日：“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完全是庄子的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凉武昭王李嵩，《晋书》其传称他：“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气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及武艺，诵《孙》《吴》兵法。”但该传所载李玄盛著的《述志赋》，其开头几句是：“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行，承景灵之冥符。”这里提到“至虚”、“本无”、“玄元”等玄学、道家的用语，这位生于陇西成纪的将军，也染有玄风。
还有北凉主沮渠蒙逊，《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六《北凉录二》载：“(玄始十四年)九月，堂成，(沮渠蒙逊)遂宴群臣，谈论经传。顾谓郎中刘晒日：仲尼何如人也?晒曰：圣人也。逊目：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迹。圣人固若是乎?晒不能对。”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是《庄子》和玄学的共同说法；讽刺孔子“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迹”见于《庄子·渔父》，沮渠蒙逊通《庄子》，也喜清谈。
北魏许多学者甚至帝王也受魏晋以来的玄学的影响。如程骏，就通玄学，《魏书》卷六十《程骏传》载：“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瓶，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骏谓晒日：今世名教之儒，成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晒日：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日：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骏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文多不载。…‘得一”，出自《老子》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而《易》《老》正是魏晋玄谈的主要谈资，可见，程骏不仅奉道家、玄学，而且会清谈。而该传所记其遗令中说：“今世既休明，循礼，彼非吾志也。”称不拘泥于礼教，程骏还有名士风度。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北魏显祖也喜清谈。
《魏书·程骏传》 载： “太延五年，世祖平凉， 迁于京师， 为司徒崔浩所知。 ……显祖屡引骏与论 《易》、 《老》 之义， 顾谓群臣曰： ‘朕与此人言， 意甚开畅。’” 可见北魏中期以后， 玄学有所传播， 河西学者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吕思勉在论及程骏这一作用时说： “是清谈之风， 传播河西， 又还归洛下也。”[4] （ p1385 ） ①正是就此而言的。 献文帝成为第一位崇尚玄学的北魏帝王。②孝文帝颇具学养， 《魏书》 卷 7 《高祖纪下》 载： “雅好读书， 手不释卷。《五经》 之义， 览之便讲， 学不师受， 探其精奥。 史传百家， 无不该涉。 善谈 《庄》、 《老》， 尤精释义。”孝文帝 “善谈 《老》、 《庄》”， 自然倾心玄学。 又东魏孝静帝也研读 《庄子》 等典籍。③
北朝最有名的玄学家是杜弼，《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称他：“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又云：“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老、庄、易“三玄’’杜弼都有注释。
在这种汉化氛围中， 鲜卑皇族上层集团不少人物在生活方式与言行气质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玄化色彩。 这在宣武帝、 明帝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元彧， 《魏书》 卷 18 《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彧传》载： “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 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 时人莫能定其优劣。 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 ‘三人才学虽无优劣， 然安丰少于造次， 中山皂白太多， 未若济南风流沉雅。’ 时人为之语曰： ‘三王楚琳琅， 未若济南备圆方。’ 彧姿制闲裕， 吐发流靡， 琅邪王诵有名人也， 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 河阴之变后， 元彧南奔萧梁， 萧衍 “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 并观彧为人。 建孙还报， 称彧风神闲俊。 衍亦先闻名， 深相器待， 见彧于乐游园， 因设宴乐”。 又载： “彧美风韵， 善进止， 衣冠之下， 雅有容则。 博览群书， 不为章句。”
任城王元澄， 《魏书》 卷 19 《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云传附澄传》载其 “少而好学。 ……萧赜使庾荜来朝， 荜见澄音韵遒雅， 风仪秀逸， 谓主客郎张彝曰： ‘往魏任城以武著称， 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 元澄子元顺， “性謇谔， 淡于荣利， 好饮酒， 解鼓琴， 能长吟永叹，托咏虚室。” 河王元怿， “幼而敏惠， 美姿貌， 高祖爱之。 彭城王勰甚器异之， 并曰： ‘此儿风神外伟， 黄中内润， 若天假之年， 比 《二南》 矣。’博涉经史， 兼综群言， 有文才， 善谈理， 宽仁容裕， 喜怒不形于色。”②可见北魏中后期拓跋氏皇族汉化人物气质之变化。 此外， 其他鲜卑入洛汉化人物也有习玄者， 如 《周书》 卷 28 《陆腾传》 载陆腾为代人， 其父陆旭， “性雅澹， 好 《老》、 《易》 纬候之学， 撰 《五星要诀》 及 《两仪真图》， 颇得其指要。”
此外， 还有自洛阳入关的北魏玄化学者。 《周书·儒林·卢光传》 载卢光为范阳人， 卢辩之弟， “性温谨， 博览群书， 精于 《三礼》， 善阴阳， 解钟律， 又好玄言”， 撰有 《道德经章句》。但从景裕、 景仁的治学道路上可以看到接受南朝学风的迹象”。又《隋书》 卷46 《张煚传》 载其父张羡， 河间鄚人， “少好学， 多所通涉， ……从武帝入关， ……周代公卿， 类多武将， 唯羡以素业自通， 甚为当时所重。 ……撰 《老子》、 《庄子》 义， 名曰 《道言》， 52 篇。” 张煚好学，有父风。 《隋书》 卷 51 《长孙览传附从子炽传》 载： “炽性敏慧， 美姿仪， 颇涉群书， 兼长武艺。 建德初， 武帝尚道法， 尤好玄言， 求学兼经史、 善于谈论者， 为通道馆学士。 炽应其选， 与英俊并游， 通涉弥博。” 北周武帝 “求学兼经史、 善于谈论者， 为通道馆学士”， 说明其对玄学风尚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了， “周初粗犷之风， 至此亦稍变矣”。以上诸人后多入隋， 其学风在隋代有所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