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5年何应钦出席受降仪式是怎么回事？

何应钦是亲日派，但他绝不同于汪精卫。不要搞错。 对于**一级上将何应钦来说，荣任“三九”南京受降大典的受降主官，应该是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了。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隆重举行。9时9分，在219名**陆海空军将校、51名国民**文职官员、47名盟国代表以及88名中外记者的注视下，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手中接过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大将签名盖章的降书。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深深铭刻在了曾饱受日军**的国人心中。 日本军人一向以降为耻，而**此时却感到“轻松”。**当天日记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能够让一向以降为耻的日本军人在受降签字仪式上感到轻松，那是因为**方面有非常之举：何应钦为照顾“友人”**的面子，特将受降仪式日方不准佩带**入场改为冈村向其呈现**；冈村在投降席前站定致礼，何欠身还礼；日方呈上降书，何站起来双手接奉；冈村退席时，何再次欠身致答。 纵观何氏一生，其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1909年何应钦等20人被选送日军振武学校学习，初次接触日本；二次**失败后，何又回日本继续学习军事，从步兵五十九联队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直至毕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虽曾表示“尽保国卫民之天职”，却追随**“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一·二八事变”时，何曾面示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趁此收手，避免再以决战为主”；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之时，何衔蒋之命接替张学良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谋求“一暂时缓兵之处置”，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招致舆论谴责之时，乃谓“此次停战协定，日方表示已系十分让步，而我方报纸之宣传，对日本仍多加以侮辱”，言语间大为不满；1935年7月，何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何梅协定》；淞沪会战后，面对兵临南京城下的日军，何曾与宋希濂哀叹日本“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织，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败退**后，作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何为蒋加强同日本的联系频繁往来于**与日本之间，并兼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职务。 当然，何氏也并非于**大计毫无作为，只是凡有举措皆要唯**马首是瞻。1937年8月，何应钦被蒋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镇守两广(后来失守)。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但由于蒋喜欢越级指挥(张治中说蒋常常隔着“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何不免要为蒋的战略失策大背黑锅。不过何的军事认知也未尝没有问题。以抗战八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淞沪会战为例，何氏认为“双方无限制增兵，我为确保江南腹地，又不能不以精锐部队与敌周旋……此时北正面只有采守势作战，逐次抵抗，与敌持久”，但李宗仁则指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因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白崇禧语)。事后看来，淞沪会战如此之大的牺牲不过是蒋为洗雪“中央军之无能”而“徒凭一时之偾兴”的恶果而已。 这样一名参谋总长能够稳坐不倒自然大有原因。何与蒋在振武学校相识，在黄埔军校相熟，在1925年国民**军**时因救了蒋一命而成莫逆。何给蒋的挽联中有谓“追随逾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家人”，关系非常由此可见。何况，在日本于1945年8月10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何又衔蒋之命“办理全面受降事宜”，这可是**心中的头等大事。盖因此时百万****尚在西北和西南，而几乎散布于19个省的**党**却与日伪军近在咫尺，按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如此一来岂非广大的敌后战场的日军都要向**党**投降，****的“桃子”实在少得可怜？为此蒋一面要美国帮助运输**接收部队，一面要何应钦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联络，以宽大处理为饵诱使后者保证只向****投降。8月23日，何应钦终于促成了**与**的联手，并大搞分区受降，以保证****同日军移交接防，完成各色接收。作为回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判决本是侵华日军元凶的**无罪。 1956年何应钦去日本看望**，大攀同志，颇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慨，殊不知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春秋。
参考资料：http:///ask/show.asp?id=5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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