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读经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小学中废除、停止让学生们被动强迫的接受儒家经书（那一套所谓传统国学）的理论灌输，改成自由化阅读，各取所需。
　　这主要是担忧传统儒学经典这些书里面，一些毒草、一些腐臭、落后的消极思想，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们。

　　我看当前的读经热

　　近十余年来国学热潮渐渐兴起，它与当代新儒学之成为国际性的文化思潮似乎存在一种联系，以致往往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并赋予它以改变世道人心的重任。为了普及此种国学，随之而提倡读经，因读经非常因难，遂有一些学者以通俗的方式讲解儒家经典；于是“一场国学热、经典热席卷中华大地”。在我们现代的文化生活中各种热潮不断涌现，以此填补大众文化的某些空虚，造成大众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冷静地进行历史的反思，不难见到现在提倡“读经”是多么的不适宜，甚至是颇为荒谬的。 　　
　　一、儒家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层累”的过程 　　
　　儒家的基本经典《诗经》、《尚书》、《周易》、《周礼》和《春秋》是**古代典籍，儒家圣人孔子读过它们。后世的文献里记述孔子著《春秋》，删订《诗》、《书》，赞《易》；今文经学家们竟认定“六经”是孔子作的。[1] 西汉时期独尊儒术，“五经”被认为是儒家经典，儒学自此成为**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唐代科举考试明经科规定《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易》、《尚书》、《诗经》为必习的“九经”。唐代中期朝廷刻石经增加了《孝经》、《论语》和《尔雅》三经，至宋代又增入《孟子》，于是成为“十三经”。北宋理学家程颐是真正认识儒学的。他为便于普及儒学，引导“初学入德之门”，特从《礼记》选取了《大学》和《中庸》两篇，将它们与《论语》和《孟子》并行。南宋理学**朱熹将它们定名为《四书》并为集注，广为流传。大致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五经》，全面研究儒学则应穷治《十三经》，普通初学者读《四书》即可。儒经包括各种传注与论述在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共有一千七百余部，此外《四库全书》未收录者尚多，可谓浩如烟海。
　　孔子在春秋时代是新学说的创立者，主张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入世，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理论，以礼制严格区别贵贱尊卑的社会等级；以“克己复礼”的“仁”和以礼为行为准则的“义”为其学说的特点，而核心是礼教，由此构成其****的基本体系。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阶级已经试用过刑名家、纵横家、法家和道家等学说作为治国理论，而儒家的学说经过董仲舒附会神秘主义的阐释之后非常适合**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汉代统治者从**上考虑而见到儒家礼教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其“仁”与“义”作为社会**原则有极大的欺骗性并易为民众所接受，因而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诏令“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使诸儒共正经义”（《后汉书·章帝纪》），召集儒臣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统一对儒家经典涉及的制度、礼教、**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史学家班固根据议论的总结著成《白虎通德论》四卷。这次议论为儒家**理论作出“天人合一”的神学阐释，将儒经染上宗教性的神圣色彩，确立了帝王的至尊；尤其在社会**道德方面正式建立了“三纲六纪”的规范。“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间相处的关系。它们服从于礼教所规定的原则。这样使从天子到庶民能各安于自己在礼法中的秩序，以期整个社会的安定稳固。此后**虽历经改朝换代，儒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却是不变的。理学家们又以“兴天理，灭**”发展和巩固了这种统治思想。它们是**人民的重重的精神枷锁，使人民没有个性，失去自由，只有繁重的义务和被奴役的命运。 　　
　　二、儒学不能救** 　　
　　**有识的学者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儒家的仁义道德，深刻地揭露过礼教的罪恶，然而均属死水微澜。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才以猛烈的力量打倒“孔家店”，人民争得了思想的解放。儒学既然不再是统治思想，其典籍已无神圣的宗教的“经”的意义，它仅是**文献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因此我们阅读它时不能称之为“读经”。然而近百年以来却又不断有些政客或学者总是寻求机会鼓吹“读经”。 　　
　　辛亥**以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封建制度的保卫者，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1912年即**元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云：“**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2] 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国学**廖平著有《孔经哲学发微》予以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3] 。国学**章太炎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若求处社会、理**、立民族、正风气之道，“舍读经末由”[4] 。国民**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15年（1926年）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5] 这表示国民**教育部门为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衷态度，在学校的公民课和国文课里适当选讲儒家经典。可见即使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了，**封建残余与国粹主义纠结起来仍然有顽强的潜在势力。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图二）杂志陆续发表了**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鲁迅以及远在成都的刘咸炘等众多学者皆纷纷发表文章，反对读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周予同、傅斯年和郭沫若的意见。周予同是经学史家，对儒学经典深有研究。他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这些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则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他以为儒家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6] 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关于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点门面之用，并**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7] 郭沫若于1943年发表《论读经》，认为要读懂儒经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并不易克服；儒经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是值得读的，但不希望青年去读，“特别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他最后带着嘲讽的意味表示：“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8] 这些意见是从**历史经验里总结出来的，代表了现代新文化观点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现在读经问题再度出现时，它们仍然对我们有着启发的意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已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普遍设立各级学堂，但《教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仍要读经，以为：“学堂不读经，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 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9] 这正体现了“中学为体”的理念。清王朝在濒于危亡之际仍然幻想以儒家之道立国，但这并不能挽救其必然覆亡的命运。**自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儒家的****学说救不了**，他们才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不仅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历史的巨大变革对国粹主义者来说是痛苦的，他们抱残守缺地试图守卫旧的**道德，慨叹人心不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西方社会的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大大甚于**，其黑暗残酷程度亦甚于**，然而自文艺复兴之后迅速地以新的****思想取代了旧的东西，促进了文明的进程。**的新文化运动来得太迟了，新**主义**也来得太迟了，但古老的中华民族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理性主义、变革精神和开放态度，以博大的胸怀向西方求得真理，因而使民族复兴。这些均非传统的儒学、新儒学或国粹思想所能为力的。
　　当代国粹学者在新世纪之初面临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深感人们的物质**急剧膨胀，人类价值观念彻底扭曲，传统道德沦丧，人性下坠，他们欲以国学—儒学—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拯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他们相信在国学中高扬着人类至善至美的人格典范，并以数千年的历史证实着其创造永久和平的基本素质，确定着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他们仅看到我们现实社会的某些负面现象，同时极端夸大了儒家**道德的作用。每当社会转型时期，在出现新观念新道德的同时，都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提倡和完善新的道德以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回到旧的道德的故辙上去。儒家圣人所谈的温、良、恭、俭、让、诚、信以及好学、友爱、谦逊等等，这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一般的普遍的德行，并非儒家专有，是即使未读过经的善良民众都知道的，因而用不着必须通过读经来学习和领悟。而事实上，一些讲经者往往口是心非，并未从儒经里学得这些品德。儒家**道德的基本内容是礼、义、仁、忠、孝，它们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而压抑、禁锢人性的，使人民处于不平等不自由的卑贱的地位。我们且以儒家关于义利之辩为例。儒家重义轻利，但北宋学者苏洵（图三）即指出：“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者，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则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嘉祐集》卷九《义者利之和论》）这对儒家“义”的本质揭示得极深刻。我们当代提倡读经者可能还未达到苏洵的认识水平。儒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性质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它，也不可能抽象地去接受它；但它作为国学的对象，则是可以研究的。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考虑，确有必要让民众认识传统文化，懂得传统文化知识，但是这不应由读经的途径来完成，应由学习现代学者关于**的历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著述来完成，而最迫切的是学习新的知识，提高国民的人文与科学的水平。 　　
　　三、真正的国学家都是反对读经的 　　
　　20世纪之初国**动的兴起即与国粹派连结在一起。国粹派的学者们认为**文化的精华是儒家**道德学说。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组织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成立国学组，由新文化倡导者胡适为主任。1923年1月胡适发表了《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标志了一种新学术思潮的形成，它使国**动的发展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国学是什么？这在当前学术界是有歧义的。我们若从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使用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才能解决。它应是一个**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学科。它即是新**成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的、**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学术问题需由**人自加论定”。[10] 然而由于国粹思想在国**动中的根深蒂固，以致2005年**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时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11] 这样国学就主要是指儒学了。当年章太炎创办国学会时即主张“以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12] ，并以学习儒家经典《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国学之统宗”[13] 。此非从学术观念来理解国学，而是藉国学以推行儒家**道德价值，使国学负担学术之外的重大社会使命。国学并不等于儒学，儒学所涉及的文献与历史的若干学术问题才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对象比儒学广泛得多，所以不能以儒学来偷换国学的概念。我们研究国学绝不等于研究儒学，更不等于提倡读经。当前之所以出现“国学”与“读经”的联系，如果以为是“僵尸的出祟”固然是言重了，它应是学术的媚俗的一种炒作而已。我们从国**动的历史来看，真正的国学家都是反对读经的。

　　【转帖】著名学者方克立致信教育*长，要求废止读经运动
　　一、 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部长：
　　去年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12册）。这套“诵本”还注明是“**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和“学术专家委员会”班子指导在全国试点推行。另据蒋庆在《读经与**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可见在教育部支持和推动的这一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中，蒋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教育*、**教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多数专家学者支持和推动**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青少年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由于用人失察，误用**新儒家蒋庆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被他引导到背离**特色**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新儒家“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程的错误方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
　　儿童读经并不是蒋庆最早提倡的。**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已在**推行了十多年，影响所及范围并不很大。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被港台新儒家看作是他们的“反哺”理念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在**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庆。他从王财贵那里接过这面旗帜，不仅编了儿童读经课本，而且还有一套“**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的理论，企图把读经运动完全纳入新儒家否定**近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复兴儒学（教）”来克服“文化歧出”的轨道。
　　在蒋庆看来，一部**近代史就是**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一直走的是一条西化（现代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新**主义同**一样，不是**文化的‘体’而是经**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他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蒋庆一再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八个字来形容今日**的教育和文化现状，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教），“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学术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另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等文章中也认为：近代以来**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要解决今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化或者说“再西方化”不是出路，而只能走“再**化”即“儒化”之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在上层要“儒化**党”，“用儒学取代**”；在基层要“儒化社会”，“立儒教为国教”。“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
　　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社会的性质、改变**发展道路的**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学者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蒋庆要求儿童读经的理论根据是圣贤创造文化，圣人编定的经典是表达“天道性理”和“圣心王意”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凡人和儿童要无条件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很难想象这样露骨的唯心史观（圣贤史观）能为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接受！例如，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14人而已。”这符合**历史和**文化的实际吗？又如，蒋庆在《读经与**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读经运动，将把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引向何方？
　　以上两个问题，在开展**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跟着新儒家跑。在去年以来的读经之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只读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而将《老子》、《庄子》、《史记》等文史哲经典名著排斥在外，这与“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之名是否相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典义理，是引导学生批判地接受，还是强制性灌输，让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大儒”蒋庆编的12册儿童读经课本，报载已在一些地方刮起一股新的尊孔读经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在报刊上和网上展开热烈争论。这场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将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王财贵、蒋庆等人搞的儿童读经运动，如果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就像中、小学课外办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承担多大责任。问题是新儒家倡导读经运动的目的，正是要把儒家经典教育列入我们的中、小学正规课程体系；蒋庆编的12册读经课本，正是为小学6年12个学期设计的。这套课本又由教育部主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学会将其作为“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加以推荐，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导向的意义。因此，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读经之争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表示明确态度，在“为什么要读”、“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上与新儒家划清界限，采取措施消除重用蒋庆所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纳入**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正确轨道。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有关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等问题，事前要讨论清楚，多听取教育专家和文史哲专家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的“学术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些学者也不满意过于倚重蒋庆的做法。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支持**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方向的，不赞成“复兴儒学”、“用儒学取代**”、“立儒教为国教”等意识形态口号。因此，在今后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致敬礼 方克立
　　【附记】教育*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