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胆进谏的人有谁?

最有名的是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关于魏徵的几个小故事
　　魏徵，字玄成。唐初**家。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徵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徵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徵“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一)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二）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三）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四）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

　　最不要命的是杨继盛
　　杨继盛(1516-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明正德11年(1516年)生于河北容城。父母早亡，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终在嘉靖年间得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

　　时西部蒙古族瓦剌俺答部南侵，大将军仇鸾率军迎战，一败涂地。仇鸾请开马市，向瓦剌俺答屈辱求和。杨继盛以十不可五大谬上疏谏阻，竟为仇鸾及把持朝政的严嵩诬陷而下狱遭贬。死劾严嵩，列举严嵩十大罪五**，但终因朝政昏暗，再次被诬下狱，备受严刑摧残。

　　他在诏狱期间，曾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
　　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

　　“我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

　　在诏狱，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

　　廷杖之后的一个深夜，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诏狱一角，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他没有麻**，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平静的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只求一死。

　　嘉靖34年（1555），杨继盛依然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这一年，严嵩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除掉这个动摇自己权位的人。

　　10月27日，杨继盛被害于北京市刑场，年仅40岁。临刑，他神态安祥，放声吟诵绝命诗：浩气远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世宗怒，下诏处死。人们听说杨继盛要处斩，四城百姓蜂拥赶到西市，为杨继盛送行。沿街人山人海，哭声震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天昏地暗。杨继盛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当众高唱：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父子被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等人斗倒。明穆宗登基后，为前朝冤案大臣**，杨继盛是第一人，并追赠为太常少卿。
　　隆庆二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在保定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上奏穆宗：“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以做永久的纪念，请求批准。”皇帝很快批准，并定名为“旌忠”祠。
　　杨公祠建于金线胡同，正殿三间，正中塑杨继盛像，正殿两旁各建碑亭一座，亭内各竖一碑，一碑刻杨继盛劾仇鸾的《罢马市疏》，一碑刻《劾严嵩疏》。清顺治十三年，将清世祖福临御制文两篇刻碑立于祠内。杨公祠大门外有一牌坊 ，写有“表”，祠后另一牌坊写“旌忠坊”。
　　金线胡同杨公祠建成后三十三年，人们认为此处风水欠佳，于是又在皇华馆街建了第二座杨公祠(即旌忠祠)，院中立有大学士孙承宗撰写的《旌忠祠碑记》，前门有“昭代忠臣坊”一座。清康熙十年重修时，又增“成仁坊”一座。

　　译著有《杨忠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