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孔融和“孔融让梨”中的孔融是一个人吗？

提起三国时代的孔融，人们往往会想起“孔融让梨”的典故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成语。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孔融不过是作为一个神童的形象而芸花一现罢了。其实不然，我以为，孔融还应该是**早期的**者和文化精英，其人生的悲剧是封建**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孔融的死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而近日，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浅薄无聊之徒，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顾历史事实和客观环境，抓住孔融自身的一些缺点大做文章，极尽讥嘲讽刺之能事，这样的议论既有失公允和厚道，又颇为主观和偏激，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和遗憾。 据《续汉书》记载，孔融乃孔子的二十世孙，其高祖父孔尚，作过东汉的钜鹿太守，父亲孔宙做过太山尉。孔融的确在幼年时就表现出异常聪明的迹像。有一次他到河南尹李膺家作客，当时李膺名重朝野，权倾一时，曾对外公开立下一个规矩说，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不见。有一次李膺宴客，十来岁的孔融不请自到，大摇大摆地对守门的人说，我与你们家李先生是通家之好，请让我见一见李先生吧。李膺与孔融素未谋面，见到孔融就问两家何曾有通家之好，孔融从容作答说，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难道我们不算是通家之好吗？一句话让李膺和满座的宾客不得不叹服。后来有个叫陈炜的人表示不以为然，说什么别看他小时候怪聪明的，长大了未必就聪明。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奇”。孔融当即就站起来反唇相讥道，照你这么说，想必你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喽。由此可以看出，孔融在十来岁时，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 关于孔融的为人，在《三国志》、《后汉书》、《续汉书》以及《汉晋春秋》等史料中均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融不但是一个热心教育，祟尚知识的饱学之士，而且还是一个行侠仗义、胸怀大志的人。孔融十六岁时，他哥哥的一位好朋友得罪了上司，被人追杀，逃跑出来投奔他哥哥，当时孔融的哥哥不在家，孔融就把这个人藏了起来，帮助他脱离了危险。后来事情败露后，官府的人将孔融和他哥哥一块捉了去，进行责罚。孔融身陷囹圄，临危不惧，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为哥哥开脱罪责。此举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成年以后孔融在当时因为学问和人品的出众，“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界精英，是后生学子们共同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孔融任北海相时“修复城邑，祟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比如整顿市容，大兴教育，推举贤才，繁荣文化，怜弱恤贫，昌行孝道。可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出于对大学问家郑玄的敬仰，孔融还亲自跑到高密县以郑玄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乡为郑公乡，这对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和学术之风的兴盛，无疑是善莫大焉。《九州春秋》载“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杰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由此看来，孔融也不仅仅是一个满足于纸上谈兵的书生，而且有匡扶天下保国安民之志。只是在那样的乱世，统兵征伐，攻城掠地并非孔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所长，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一个好奇取异的性情中人，未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且缺乏知人善任，审时度势的能力，因此在群雄逐鹿中渐渐处于劣势以致于最终难以自保，“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孔融在投奔了曹操集团后，一直是被作为一个**者受到冷落的。其实这也正是他生存价值的所在。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想保留一点异端的权利是很难的，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同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曾扬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骨子里同样也有着独断专行的作风，他并不欣赏孔融这样的一个异数的存在，而只是宥于当时群雄割居，羽翼未丰，才不得不对孔融采取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打心眼里来说，以孔融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很看不起曹操这样的宦官之后的，因此两人的相处不可能融洽。《汉纪》中说他“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比如说曹操为了节省粮食曾经下过一个禁酒令，孔融就阴阳怪气地说，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德，尧不饮千盅就不能成为前代的圣人。而桀纣因为女色而**，你为啥不干脆禁止大家结婚算了。这就是公然对曹操发布的政策表示不满，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还有一次，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儿子的媳妇甄氏许给了自己的儿子，孔融也看不惯，便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曾经把妲己赐给了他的儿子周公。曹操当时还以为这是孔融在恭维自己效法了前贤的做法，很是高兴。后来见了孔融就问，你说那事儿是在哪本书上记载的？孔融冷冷一笑说，嘿嘿，我是用现在的事情来推断出来的。这种阴阳怪气的提意见方式令曹操非常不快，当时就气得拂袖而去。在这里，我们先不论这些事情孔融做得究竟是对是错，单是对于他这种敢于对当权者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我以为还是值得赞赏的。总比那些事事处处都在拍当权者马屁甚至为虎作伥的人要好得多吧。我们说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存在，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允许有异端的权利。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你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我们赞赏和肯定孔融也应该是从这个意义来赞赏和肯定。我们现在常常说曹操以诚待人，宽容大度，我想他的这种作风的形成，与孔融、弥衡等这些**者的存在，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史书上载其“外宽内忌，性多猜疑”，吕伯奢一家的被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使曹操在后来的军事和**生涯中变得宽宏大量而有所顾忌呢？我以为就是因为有孔融、弥衡等**者的存在，使曹操不得不有所忌惮。史载孔融“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外，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正是由于孔融的身边有着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的存在，曹操才不能任性胡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孔融为太尉杨彪求情这件事上，袁术在淮南称帝后，因为太尉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曹操就想把杨彪杀掉，孔融听说后“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余庆，但欺人耳。’太祖曰：‘**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纬晋绅之士所以瞻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礼？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正是孔融这样的引经据典，仗义执言，才使得曹操不敢独断专行草菅人命。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存在，又会有多少无辜的性命断送在**的屠刀之下。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孔融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曹操集团势力的日益壮大，他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减弱，以致于最终还是被曹操所杀掉。孔融的悲剧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封建**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以人治为主，在这种制度下，个体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全要看当权者的喜怒哀乐，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孔融之死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 吾生也何其幸哉，去孔融之死千余年矣。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谓封建**之风荡然无存，**与法制倡行无阻，余不敢深信也。唯愿孔融的悲剧不会在今天再上演，但愿孔融的悲剧永远成为一页不再重复的历史。如此则**幸甚，万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