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字究竟怎么读

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和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文献语言的研究工作。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训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名讳中的“恪”字究竟应该读什么音，是kè还是què，已经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讨论了好几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小如先生也都参加了。我以为吴、周两先生的论证有些可以讨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先生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先生生于1890年，时为光绪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据说，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定了谱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陈先生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陈封可等，是“封”字辈。“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史书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用这三封，来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义。据此说来，陈氏的远祖，就是虞舜了。“恪”字本来写作“愙”，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恪”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吴小如先生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所以“恪”读què是有根据的。陈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津大学的英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还保存了入声尾h。据此是难以断定陈先生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国语中没有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陈先生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读kè，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据说，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说而已，羌无实证），所以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这些都是口耳相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的问题，也就是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当普遍，二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这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确”的简体字，而“确”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确”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音是kè。“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国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言材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音。这种状况，音韵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通之处。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可”是一等字，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节，是果摄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为什么可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先生说“愙”字京津读为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què了。《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就是qià了。吴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应该仍为kè，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事实。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而居”的状态。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正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的字中，有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置没有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颚化过程，也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了（友人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州大学马贝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再看陈先生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