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板桥的评价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燮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
同画论一样，郑燮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燮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燮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燮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方面，郑燮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 郑燮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燮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燮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燮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燮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燮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燮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燮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燮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燮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