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来华

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

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

（二）、鉴真东渡

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三）、玄奘西行

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

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

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

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2.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