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鼓的历史沿革

属于膜鸣乐器的蒙皮鼓，其起源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圣人制鼓说、《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鼓、控、揭、埙、篪，此六者，德之音也。”伊耆氏之鼓。《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黄帝制鼓说。《山海经．大荒乐经》 ：“乐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其名为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黄帝内经》亦云：“黄帝伐　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U2463神农制鼓说。明朝罗欣《物原．乐原》 云：“神农作鼓。”
伊耆氏所制的土鼓，是以陶土为框以革为两面，用草扎成的鼓槌敲击。考古发现，在山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蒙鳄鱼皮的鼍鼓，鼓腔是用树干挖成，距今有四千多年，为夏代遗物。另外还在青海、甘肃等地方，出土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两端可蒙皮的原始土鼓鼓腔。 到了周代，在《诗经》所记载的二十九种乐器当中，打击乐器就占了二十一种，其中的鼓类包括有贲鼓、县鼓、鼍鼓、鼓等。在大射仪乐队中，还使用了建鼓、羯鼓、应鼓、鼓等打击乐器。
一种铜制的乐器，称之为铜鼓的，流行于春秋时期，它是由当作炊具的铜釜所发展来的。在春秋初期，这些乐器还不是完全的作为发声用的乐器，而是炊具与乐器共存的角色。到了西元前七世纪，才作为专门的乐器使用，这时的形制也较为稳定，并有多姿多彩的图饰在鼓上。铜鼓是作为统治者的一种权力的象征，后来用于战事，也作为祭祀、赏赐及进贡的重器。 钟鼓之乐，一种以编钟与建鼓为主的大型管弦乐队，兴起于西周而盛于春秋战国。最有名的即是湖北隋县的曾侯乙钟鼓乐队。作为控制节奏，而带有指挥地位的建鼓，鼓体庞大木柱贯之。
以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相结合的汉代鼓吹乐，鼓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横吹、骑吹，或是箫鼓，都有鼓的出现。例如排箫与鼓的箫鼓乐队，作为仪仗音乐，巨大的建鼓置放于鼓车上，由两个乐工站在车上敲击。汉代的百戏，其乐队为盛行于汉代的大型钟鼓乐队，以鼓为主，配有箫、笙、筑、瑟、编钟及编磬等乐器，所用的鼓包括建鼓和应鼓。应鼓为应和大鼓之意，为放置于大鼓旁的小鼓，另有一种鼓，在百戏中作为掌控节奏作用者，称为鼓。
可以这样说，鼓最初的形制是以土为鼓腔，用草扎的鼓棒敲击。后发展成烧土为陶以做鼓腔，最后形成了木制鼓腔、铜制鼓和石制鼓。其设置形式亦是逐步演变而成的，最先是随置于地，之后在远古夏王朝时加用了底座以承鼓。在殷商王朝则变为以木柱竖贯之，到周王朝时又形成了用架悬鼓的置架方式。后世还发展成持于手中，挂于胸或腰下，以及背鼓、抬鼓等方式。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传入了中原地区，如羯鼓、腰鼓、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等，这些乐器随后盛行于唐，使用于隋唐燕乐中。
当时的少数民族由于过着游牧部落生活，流动性较强，因此鼓的形制多较小，为便于携带，如挂在胸前或横置于马背，或置于地上，乃将鼓腔腰间内缩，以绳索将鼓皮固定，称之为细腰鼓，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凸腹形的大型鼓。 隋唐时期的燕乐，吸收了少数民族音乐与外来的音乐，融汇于汉民族音乐之中，开展出新的风格、新的形式的音乐。在隋九部乐与唐十部乐中，出现了节鼓、腰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齐鼓、担鼓、连鼓、革鼓、桴鼓、同鼓、王鼓、正鼓、和鼓、檐鼓等近二十种的鼓类，不同于汉以前之鼓。
宋代的教坊大乐，为宫廷燕乐中最盛大的合奏形式，使用了二百面的羯鼓、两面大鼓、两座羯鼓，鼓声震天，阵容庞大。而用于祭祀仪式与朝会仪式的雅乐，则多用建鼓、应鼓及鞞鼓。作为军乐或仪仗使用的鼓吹乐，以鼓和吹管乐器为主，人数达数千人。 明清以来，鼓之数量与种类不及唐宋，乃因其时以战曲说唱、民歌小调为主，乐队则以拉弦乐器为中心，出现的鼓异于前期来自西域之腰鼓类，包括有荸齐鼓、板鼓、堂鼓、缸鼓、腰鼓、书鼓、八角鼓等等，作为戏曲、民间音鼓、昆曲、江南丝竹等的伴奏。
在中国远古时代，鼓作为人与神沟通之媒介，也是人与自然间交流之象征物，乃带有神秘之色彩，受到历代的重视。几乎每一朝代均有专职之司鼓人员，如周代有“鼓人”掌管鼓类，汉代有鼓吏，汉唐有鼓吹署，宋设有鼓院、鼓司，明清则设有钟鼓司等等。乃由于鼓之隆隆声同于天上之雷电轰鸣，且具强烈之节奏感，因此鼓乃渗透入各民族之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例如官方之祭祀、宴乐、仪仗、政法与军事中，以及舞蹈、音乐、戏曲、宗教及各种民俗活动与生活行为中，发挥了艺术与实用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