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的代表人物、诗歌主张、名字由来。

以闻一多与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试图为新诗的“规范化”确立美学原则。闻一多反对《女神》过于欧化的句式与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提出新诗的三个美学标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与“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作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闻一多的诗作《口供》、《罪过》、《**》，徐志摩的《大帅》、《雪花的快乐》，朱湘的《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曲》正是贯彻了以上审美原则的诗歌作品。作为现代白话诗歌运动自身的一次**，“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命题受到“纯诗”的挑战。“纯诗”力求发掘生活中属诗的情致，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感觉与意象，并寻求与内容相衬的诗的形式。后期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徐志摩、陈梦家、方玮德以及“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都是纯诗的倡导者与力行者，其中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卞之琳的《断章》称得上现代白话诗中的传世之作。同时，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瓦雷里等人的影响，王独清、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创作带有自觉的现代派特征：以奇崛冷僻的意象、半文半白的文字、萦回拖沓的旋律抒写时代之一隅中个人的悒郁伤感。新月派及其艺术追求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几个留学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沙龙，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聊天，谈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办书店、出版丛书，逐渐在诗歌创作、诗歌美学主张上，形成了大致一致的主张，写作了大量的优秀诗作，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新诗美学主张。人们把他们称作“新月派”。参加新月派活动的人并不承认他们有“派”。他们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趣味，他们有的信奉浪漫主义，有的信奉唯美主义，有的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们的专业兴趣也各不相同。他们声言，把“派”这顶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就把他们和社会下层的“青红帮”那样的黑社会团体视为同道了。他们说，狮子老虎历来是独来独往，只有狼和狗才喜欢成群结队。其实人们称他们为“派”，并非指他们“结党”，而是指他们在诗歌艺术和美学思想上的一致性。新月派的活动，主要在1926年至1933年。以《晨报·诗镌》的创刊为始(1926年4月)，以《新月》杂志终刊为止(1933年6月)，是中国20世纪新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的诗派。新月派的产生可以用“两个文人圈和一个副刊”来概括。两个文人圈指以闻一多为中心的文人圈和以胡适、徐志摩为中心的文人圈，一个副刊是指《晨报·诗镌》。1922年10月，徐志摩留学回到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个聚餐会，参加聚餐会的都是北京上流社会的人士，有作家、大学教授，也有政治界、实业界、金融界的重要人物。其中有胡适、陈源、林长民、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凌叔华等。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中谈到新月的缘起时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俱乐部”。徐志摩发起聚餐会，目的并非单纯地约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有更大的抱负。他希望大家在一起为中国新诗乃至整个新文化，“开辟一个新天地”，做一点切实的事情。但实际情况令徐志摩大大失望。几年下来，他对新月社的活动已不再热心。正在这个时候，闻一多找到了他，重新点燃了他心中“开辟一个新天地”的希望。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1925年夏天回国，经徐志摩介绍，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因徐志摩的关系，他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引退了”。于是闻一多常在家里和几个年轻诗人“坐而论诗”。他们中间有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朱大相等，徐志摩也是积极参加他们聚会的成员。1926年春天，刘梦苇提出何不办一个刊物，以发表他们的诗作及诗学主张。当时徐志摩正编辑《晨报副刊》，他们便商定借《晨报副刊》的版面，徐志摩本来就想在新诗创作上大显身手，又都是朋友，他们一拍即合，于是《诗镌》问世了。蓝棣之先生在谈到《诗镌》的创刊时说：“《诗镌》寄托着两位雄心勃勃、希望露棱角、导潮流的诗人的追求，它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这种以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影响。这种描述对我们理解新月派及其艺术流变，很有启示意义。《诗镌》只办了11期，于1926年6月10日停刊，后来他们又办了《剧刊》，办了15期，也终刊了，作者们大都走散。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作家诗人及一些学者纷纷集结在上海、南京等地，这为新月派的“重振旗鼓”提供了条件。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邵洵美等集结在上海的知识分子筹办了新月书店，胡适任董事长。新月书店创办了《新月》月刊，后又办了《诗刊》季刊。《新月》月刊于1932年6月停刊，这意味着新月的活动就此终结。有的诗人或转向，或继续着新月主张，多方探索新诗发展的可能性，但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团体，已经不存在了。新月派并非一个单纯的诗歌流派，用“文化流派”称之更为确切。但诗在这个文化派别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用“新月诗派”来概括这一文 化团体的成员的诗作特点及诗美学追求，也是准确的。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一文，明确打出“健康与尊严”的旗帜。“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一一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新月派的文学活动不局限于诗歌，还包括戏剧、小说、散文及文艺理论和批评。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其艺术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新月诗派的诗人大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欧美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就整体而言，呈现出“繁杂”态势。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强调“人性”的力量，倡导个性主义，并把人性看作是艺术的核心。其二，强调文艺的“纯正”品位。新月诗派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以捍卫文艺的“健康与尊严”、捍卫文艺的“纯正”品位为己任。他们反对把文艺视作工具或手段，闻一多甚至直接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徐志摩和梁实秋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但他们同样反对把文艺看作现实斗争的工具。新月诗派诗人陈梦家于1931年出版r《新月诗选》，在《新月诗选·序言》中，陈梦家强调说：新月诗人是“以严正态度认真写诗的精神(并且只为着诗才写诗)”来进行诗创作的，并说，“我们喜欢‘醇正’与‘纯粹’”，“醇正与纯粹是作品最低限的要求”。新月派的这一诗学主张，当时引来许多争议，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处于争议之中”。其三，强调诗的形式即诗的“格律”，这是新月诗人留给新诗史的最大的贡献。早在1930年代，文学史家陈子展、赵景深、朱自清都认为新月诗派为格律诗派或西洋诗派。1926年5月，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他建立新诗格律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们认为诗应有一定的格式，诗人要自觉地“戴着镣铐跳舞”，主张要把诗写得“像诗”，而不能过度放纵自己的情感，主张理性和节制。新月派对新诗格律的强调，是对五四以来诗的散文化的“**”，对现代汉语言新诗走向成熟，功不可没。这本《新月派诗选》选了新月主要诗人较重要的诗作，基本上可以反映该派的诗学主张和艺术趣味。新月派对整个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有的诗人如卞之琳，在后来的诗作中，很好地继承了“新诗的格律”这一创作“信条”，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新月派对整个新诗发展的影响，编辑特意把卞之琳后来写的《断章》、《古镇的梦》选入，读者以此可以看出，卞之琳在后来的创作中，同样对“新月的态度”有所坚持。这种情况在许多新月诗人那里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包括一些诗人如何其芳、臧克家、孙大雨等，或一直坚持“新月之路”，或诗风有所转向等，从他们的诗作整体看，新月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里不作深入介绍。编者只想说的是，读新月派的诗，我们既要把它看成一个相对封闭、相对完整的诗歌流派，又要开放地看到它对一个诗人一生创作乃至整个新诗史的影响。